从社会法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世界史上三代社会政策、社会立法所对应的所有问题。

（英文版P672） [63] [美]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困惑》，郭建玲、陈郁华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青年人可能因而不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开始像苏格拉底一样运用自己的判断，从而比之前更有勇气坚持不作恶——哪怕因此要与全世界相矛盾。

也就是说，只有当拥有平等权力（和权利）的民主社会成员，超越个人私益和特权的影响，认同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才会认同抽象法治下的自由理念。正如本文所展示的，苏格拉底的自由实践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以及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其实要复杂得多。但梭伦离位后，雅典落入寡头控制。这种逻辑为所谓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含糊说法划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精神自由的扩展，能够增加包括科学发现在内的各种思想成果涌现的机会，但并不保证涌现出来的发现必然增进人类的经济或社会利益。我对柏林自由论的反思，不同于一些批评者，如麦卡勒姆[45]对柏林自由论的批评。

[19] 借用汪丁丁的用语。任何人如果对哲学真有爱好，都会听从我的劝告。而我不做这种事，虽然明知自己到了极危险的地步。

不同于那些远离人间尘嚣、沉思默想的哲人形象，苏格拉底从事爱智之事的方式，是在与人交谈中检省自己和他人的人间生活。民主政治过程，由此成为一个平等商谈和彼此说服的过程。真心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要苟全性命哪怕是须臾之间，也非得在野不可。而面对这一境况，苏格拉底的实际选择与其在假设情况下的思考和判断保持了一致。

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地生活着呢？神明恩待我、照顾我，他才不仅仅使我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正如本文所展示的，苏格拉底的自由实践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以及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其实要复杂得多。

此报告发表后，引起激烈反响。[37] [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阿伦特反复指出，[61]二十世纪的极权政治表明，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的事。反过来，政治立宪过程，在逻辑上也只能解决人际/政治领域里的自由问题，并不必然解决因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局限而造成的经济贫困问题，也并不必然解决心灵无所寄托所导致的精神苦闷问题。

而只有理解这些实质内容，才能理解苏格拉底在非政治领域从事的为己之学何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运作发生关联。这，必定会限制每一个人的自由。[60] 对此种心理的描述和分析，可参见：[美]埃里希。僭主统治被推翻后，民主派为了稳定政局，与贵族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政治协定，并将此协定内容以大赦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

而法国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以物质需求为内容的贫困问题（阿伦特称之为解放问题）压倒、遮蔽了以自由立国的问题。在现实中，则取决于个人对自由意志和判断的实际运用。

这一事实为所谓同情的理解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是因为，他素习于倾听一切能够说出来反对他的言语，从其中一切正当的东西吸取教益，同时对自己，间或也对他人，解释虚妄的东西的虚妄性。

虽然讨论种种因为误用或滥用自由概念而始于自由终于专制的可能性，有助于澄清我们有关自由和民主关系的思考，但是，要真正理解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仅仅讨论误用或滥用的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是不够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讨论在逻辑上不可能包罗所有始于自由终于专制的可能性，而且也因为此种讨论永远不能正面地告诉我们：自由和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未被滥用/误用的自由和民主概念上来。[60]在二十世纪极权统治下，为数众多的人曾屈服于这种诱惑，顺从当权者而参与了诸如种族灭绝这样的罪行。宪政和法治保障了现代公民的消极自由，但苏格拉底从事的爱智之学的方式却既非现代人所重视的自我保存权利及其自然延伸（洛克），亦非真的与他人无涉的个人私事（密尔），因此并不符合现代人对不受干预的私人领域的理解。青年人可能因而不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开始像苏格拉底一样运用自己的判断，从而比之前更有勇气坚持不作恶——哪怕因此要与全世界相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当拥有平等权力（和权利）的民主社会成员，超越个人私益和特权的影响，认同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才会认同抽象法治下的自由理念。[15] [英]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36页。

[5] 强世功：《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汪丁丁：民主的要素及其文化表达，《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7年第三卷第三期。

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由此，物质世界中自由的拓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0页。在自然规律约束下，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人的肉身才可存续。

是这些人，而不是苏格拉底，才真正对其所在社会的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因为他们放弃了个人自由，使民主政治陷入流于形式的危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亲眼目睹了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处死的柏拉图。但是，并不是任何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是不正义的。而我们之所以应当尽可能小心地避免时空错乱，也正是因为在时空错乱症下对历史的误读，可能导致我们就现时问题得出错误的解答，并由此极可能对我们现时的生活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它只能依赖信念和文化，而这些信念和文化是其政治、法律和文化精英、以及这些精英所负责回应的公民们所共同持有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某些历史事件比另些历史事件更重要，也往往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现时问题具有重要性和启发意义。

但我们很容易忘记，区别于表面形式和真正自由实践的，正是社会成员在践行政治自由时是否运用了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而且也因为，在享有迁徙自由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实际上选择了生活在民主的雅典而不是实施其他政体的希腊城邦，甚至在被雅典人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他也拒绝离开。

也就是说，真正使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是其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择善而固执，这种坚持使其不能和光同尘、顺随流俗，因而冒犯了社会大众。这种兼具个体实践、人际交流以及严格自律的苏格拉底式自由，很难在贡斯当所谓现代人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框架中得到理解。

[39] 很可能反而有害于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这种危险始终存在，不会因苏格拉底不存在就会消失，只会因苏格拉底的存在而显露出来。而既然大家都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那就意味着谁也不能对他人发号施令。苏格拉底被审，就在此后不久。

在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不平等的意义上，理想中的民主，更确切的界定，并非人民统治，而是公民自治。有生有死因而有限的活人的自由（哪怕是精神自由），总是在不可避免地在碰到现实的同时碰到限度。

[10] 梭伦改革（前594年）建立所有公民均可参加的公民大会（最高权力机关）。但在随后举行的、对苏格拉底处以何种刑罚的第二轮投票中，结果居然是361票对140票判苏格拉底死刑。

[1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4页（序言）。这样看起来，当研究者指出，斯东以现代的自由宪政民主理念来指控处死苏格拉底的古代雅典人，是患了某种时空错乱症时，[8]他可能是正确的。